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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戴笠掌管的“忠义救国军”来龙去脉 |正步走视频

编辑:北京飞炫空间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时间:2015-07-27 10:38:04阅读次数:2
解密:戴笠掌管的“忠义救国军”来龙去脉   所谓“忠义救国军”,在全国可以说男女老幼皆知,许多人也是从现代京剧《沙家浜》里得知“忠义救国军”一词的。在这里,笔者试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的角度谈谈“忠义救国军”的由来。   前身为“苏浙行委别动队”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后,为了加强组织领导广大民众支持作战,蒋介石于9月4日电令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于上海。委员是杜月笙、杨虎、钱永铭、刘志陆、张啸、贝祖诒、张治中、戴笠、宋子文、吴铁城、俞鸿钧、吉章简、蔡劲军、俞作柏。杜月笙、戴笠、刘志陆三人为常务委员,书记长戴笠。   9月7日,南京又发来蒋委员长电,限令戴笠和杜月笙“在一个月内,组建万人的别动队游击武装,配合正规军对日作战,在敌前敌后袭扰牵制日军,肃清奸谍”。   戴笠久久有心掌控军统直辖武装,而杜月笙也愿意发动上海工人、帮会扩充势力。在抗日的宣传下,经国民党苏浙行委发动,众多工人、学生、教员、失业失学青年踊跃参加别动队抗日。爱国人士章乃器等人也介绍不少进步店员、大中专学生加入该部。而共产党人张执一、余纪一等人也打入“别动队”。   戴笠除选派军统骨干掌握别动队要职外,电黄埔军校毕业生调查处输送尉级、校级军官,要南京中央警官学校选拔有高中以上文化受过警官正科训练学员来沪,分别安排任大队(相当于步兵营)、中队(连)军事、政工干部。又向在浦东作战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商调输送一批军士来别动队任班长副班长。这样,国民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迅速建成,当时有1.08万多人。总指挥是刘志陆。此人曾任桂军军长、集团军司令,几次反蒋,投附过陈炯明、吴佩孚、张宗昌。张宗昌失败后归附国民政府,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后改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刘早年加入会党,与杜月笙同为“悟”字辈。   因应淞沪战争形势,刚刚组建训练不足的别动队迅速上火线。在沪西、南市、浦东、苏州河两岸及京沪、沪杭两铁路沿线,维护交通,掩护主力国军作战与转移;运用游击战术对日军突袭、狙杀、侦察、破坏;救助难胞,作出了贡献。随着战场情势的逆转,别动队在苏州河、南市、奉贤和上海县,亦加入与日军正面战斗,伤亡加重。“别动队”官兵于淞沪抗战中阵亡者共2700余人。   在沦陷区艰苦维持   1937年11月5日,日本柳川平助中将指挥中国派遣军三个师团金山卫登陆后,国民党军队全线败退。别动队官兵也遭分割,一部退入浦东,依托人地两熟分散游击;小部缴械后进入英法租界;更有众多官兵被打散后运用社会关系各显神通做工人、店员、商贩、小学教员,混入汪伪军警及乡镇公所,生存下来。尔后,当“忠义救国军”重新回到沦陷区活动时,许多人又与之接上关系。   别动队成建制一部及青浦、松江两特训班人员,近2000人,由俞作柏率领绕道撤退后方,于12月间抵达安徽省祁门县历口。毛森率江山特训班及浙东一部赶来会合。这支部队于1938年1月在历口整编为两个教导团,教导总团长由戴笠自兼,俞作柏为副总团长,负责实际工作。   1938年3月13日,戴笠接奉蒋介石电令:“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京沪沪杭沿线之国军,期以加强敌后游击”,即派阮清源、鲍步超等潜赴日占区,会合坚持江南敌后的干部及武装积极收容扩编。加原有两个教导团,戴笠手中游击特种武装又逾万人。为避免与康泽所统辖的别动队名称重复混淆,更为了扩大社会影响,使在陷区民众特别是农村及帮会中,以“忠心义勇救国救民”作号召。戴笠呈请蒋介石于1938年5月批准,将别动队改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总指挥戴笠兼任。分批开进江南敌后作战略展开,同时进行宣传,维系陷区人心。   “忠救军”总部也前进进驻浙江孝丰;后移驻安徽广德县王岭。总指挥戴笠不兼后,先后由俞作柏、周伟龙及阮清源接任总指挥。   “忠救军”扩大和强化   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正式结成军事同盟。戴笠报请蒋介石批准后,扩大和强化江南敌后的“忠义救国军”。他调代总指挥阮清源少将去将官班受训,邀马志超中将出任“忠救军”总指挥,派郭履州少将出任参谋长。又加派王春晖少将为副总指挥。   马志超于1943年10月9日抵达王岭,决定首先整编扩充队伍。当时长江三角洲有不少地方抗日队伍及江湖草莽英雄,把他们的武装收编。如张熙明本是上海女工,“八一三”后拉起队伍打日军;黄八妹原是金山县扶王埭人,早先贩私盐走江湖,能双手开枪,全面抗战爆发后,她拉起一帮弟兄树起抗日大旗。与此同时,加强官兵战技教练及政训。轮流抽调各部员兵接受美、中教官特种训练、爆破、擒拿、情报、电讯等技术。对所收编的地方游杂派去副指挥或参谋长,建立政训室,以紧控该部。军统干将沈之岳,被派任“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通过政训,给官兵灌输反共法西斯思想,效忠蒋介石,成为党化特务部队。   至1944年春,“忠义救国军”共拥有3个(第二、第三、第五)纵队,5个行动总队、若干地方支队、独立大队,官佐员兵3.1万余人。其骨干大都出自中央军校或警官学校,是经过特训的军统死党。其第五纵队司令,由军统局东南区(驻于潜县乐平)少将特派员兼中美合作所东南前进指挥部(驻分水县印渚)主任毛森兼任。   1944年,忠义救国军的活动地区在长江以南,以京沪杭金三角为重点,为苏南、浙江敌后地区,是国民党军第三战区辖地,因而,忠义救国军也受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节制。马志超在忠义救国军部队长会议上强调:“委座谕示:本军任务是确保京沪杭广大面;侦察监视日军动向,收集情报;相机策反汪伪军;以迎接盟军沿海登陆反攻。应严密注意新四军的活动,务坚决阻抗共产党武装进入京沪杭地区。”   积极制造与中共的摩擦1944年后,戴笠策反汪伪军,也收得一定成效:周佛海和税警副总团长熊剑东表示坚决服从重庆命令。驻防嘉兴、松江的汪伪和平军第十三师则与“忠救军”互通声气,其少将师长丁锡山暗中接受军统参议名义。当“忠救军”淞沪指挥部军费不继时,周佛海一次拨给巨款。一次美军战机遭日军射击起火,飞行员跳伞逃命,进入汪伪控制地区。汪伪乡公所人员把他秘送黄八妹处,后安返重庆。   “忠救军”在京沪杭敌后及浙江坚持对日本和汪伪“特种作战”,其中有:反清乡反扫荡,破击治安肃正;震撼汪伪军政警察并相机策动反正;为国军和盟军海空军提供日军行动及气象情报;准备了接应美军空降及两栖登陆我东南配合对日军大反攻等。由于国民党排共反共方针,“忠救军”与新四军摩擦争斗剧烈。由于蒋介石一贯重视京沪杭这蒋氏起家创基宝地,“忠救军”奉蒋介石密令更竭力防堵中共武装进入京沪杭,由于军纪不良,干了不少扰民残民的勾当。此前叶飞所部挺进苏常逼上海市郊时,“忠救军”杨蔚部率部蓄意阻挠,造成冲突。只是由于那时国内大势仍是合作抗日,经调处,双方暂无严重战斗死伤。   此后,“忠义救国军”加紧反共,在澄锡虞、浙东、太湖及天目山区一带,不断破坏中共组织,捕杀革命干部,甚至密告日、伪军,以借刀杀人。黄八妹的部队曾奉调南渡钱塘江到上虞余姚一带,协同“忠义救国军”艾庆璋部攻打新四军浙东部队,不料,遭到何克希、刘亨云主力痛歼,几遭覆灭。她的丈夫所谓副指挥谢友胜被俘,新四军本着团结抗日的精神,教育后将他释放。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继续其敌对政策,军统又加紧武装“忠救军”反共,随着抗日胜利将迎,“忠义救国军”与中共武装的对立更为加剧。   为蒋介石抢占京沪杭   抗战结束前,美军开始打算在中国东南登陆。1944年末,国民党当局和美国商定对“忠义救国军”作出“强势备战部署”:   (一)在浙江于潜县方元铺设忠义救国军前进指挥所,由马志超坐镇,指挥所部对日军作战。忠救军主要任务是确保京沪铁路、沪杭铁路线以及杭甬路西段交通安全并控制浙赣铁路北段。   (二)在浙江瑞安县玉壶设忠义救国军温台指挥部,派郭履州为指挥官,张为邦为副指挥官,在浙东、浦东、崇明对日军进行特种战争。   (三)在浙江分水县合村设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派阮清源为指挥官,指挥淞沪附近地区游击队防堵日军。   (四)在浙江桐庐设立忠义救国军鄞杭指挥部,派鲍步超为指挥官,在富春江及杭州湾一带防堵日军。   (五)以上温台、淞沪、鄞杭3个指挥部统一归总指挥马志超指挥。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上述3个指挥部逐渐向北、东面日军前沿推进。虽然国民党当局对外宣称,这属于预测日军崩溃已为期不远而及早采取的对策,但毋庸置疑,其中也有防堵中共武装、以便于蒋介石独占胜利果实的企图在内。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戴笠正偕美国将军梅乐斯在浙江前线视察,听到消息,立即电告马志超:“日本投降,战事结束。但国内问题很多,一时尚难解决。吾人责任尚异常艰巨!”并对“忠义救国军”下达如下命令:(一)淞沪指挥部部队,担任警戒上海近郊的浦东,防堵不明部队(指中共武装)向上海郊区渗入;(二)第三纵队立即挺进富阳、杭州;(三)京沪行动总队负责维护京沪铁路沿线交通畅通和安全;(四)沪杭行动总队负责维护沪杭铁路沿线交通畅通和安全;(五)第二、第五纵队仍遵照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防守与维护天目山区的治安,保护当地民众安全,听候命令。   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后,中共中央曾迅即准备进京沪杭,并指示发动大上海武装起义,自日伪军手中光复上海。得到消息,国民党当局急命“忠救军”鲍步超部火速开进杭州市,并与汪伪浙江省长丁默村配合阻止“其他部队”进驻杭州。郭履州部连忙行动,“光复了温州和海门”;“被不明部队包围”的崇明岛,也由“张为邦派兵解围”。在上海,国民党军尚未抵沪前,阮清源率部警戒沪郊,协同周佛海(重庆8月12日已电令,任命大汉奸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所部伪军警守备市区,并联络日军驻沪第十三军松井中将司令官,阻抗中共武装进入上海。蒋介石侍从室亲信钱大钧自重庆飞上海,就任上海特别市市长。   蒋介石及“忠救军”抢占大上海后,1945年9月6日,汤恩伯偕张雪中、郑洞国飞抵上海受降。然而他们的“光复”好景不长,1949年,粟裕、刘长胜率三野进驻南京,陈毅任上海市长。   改编为“交警”   在抗日战争中,戴笠积极扩充军统直辖武装,有忠义救国军、军委会别动军、交通巡察部队、美中合作编练的教导营以及投效戴老板的汪伪上海税警总团,形成庞大的军事集团。   日本投降之初,全国和平建国呼声高涨,而国民党上层因派系矛盾,也有裁夺军统所辖武装的提议,如何保存多年苦心经营的精锐武装?戴笠经与郑介民、唐纵、毛人凤、马志超诸人多次密商,提出除老弱病残复员转业外,将精锐部分改编为“交通警察,以负责全国交通治安”。同时,成立交通警察总局,下辖京沪、平津等铁路警务处和公路、水运、航空警务室。组建18个交警总队(特种团)。共定编安排官佐员警共64402人。此方案于1946年1月呈报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蒋介石迅予批准。交通警察总局遂于1946年3月1日正式成立,首任总局长吉章简中将、副总局长马志超中将、徐志道中将。自此,“忠义救国军”的名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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